作者：高明  

  2020年1月12日，客车司机陈某沿哈尔滨市兆麟街转弯时，将横过街的李某撞倒致伤。陈某将李某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。交通事故造成的悲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，仅2021年一年，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达到55950人。事故发生之后，终要面临法庭的审判，基于庞大案件数量，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也逐渐发展出其独有的特点。

本案的陈某，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羁押，后被公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提起诉讼，由我所律师任陈某辩护人。通过阅卷和会见，我们发现，虽交警部门认定陈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，但陈某是在履职过程中肇事，是过失犯罪。在犯罪后，陈某积极救助伤者，主动投案，认罪态度良好，符合法律上判处缓刑的规定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们还须取得被害人方的谅解法院才能判缓刑。

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获缓刑，必须以受害方的谅解为前提吗？

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，但司法实践中几乎已成为铁则。以黑龙江省为例，在威科先行网站以“交通肇事”“全部责任”为关键词进行搜索，得到刑事裁判文书6352篇（判决作出日期为2014年至今），其中，有谅解情形并判缓的文书4714篇，占比74.2%；不谅解但判缓的文书330篇，占比5.1%，无谅解情形，也未判缓的文书812篇，占比12.7%。受害方谅解对判缓的影响，可见一斑。

争取被害人家属谅解，成为工作的重点和要点。此时，被害人的家属情绪非常激动，并提出了天价的赔偿数额。当事人固守“人死为大”的观念，长期以来对司法实践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毕竟，受害者站在舆论道德的高地上。“谁闹谁有理”，不仅是对诚实友善的善良风俗的破坏，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法治原则的侵蚀。“大家都这么判，我不这样判，一旦出问题就不好办”。所谓，独善其身，大抵如此。

此时我们面临两个挑战，一是确定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数字，二是争取，除当事人单位赔偿外，我们的赔偿份额尽量小。首先，我们向被告人家属陈述了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重要意义，积极联系被害人家属，洽谈赔偿金额，制定赔偿方案，最终确定了80万的数字。其次，被告人是在职务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，雇佣单位金额保险公司需承担大部分赔偿，在作出大量的工作后，被告人的雇佣单位和保险公司承担73万元，被告人家属承担7万元，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民事和解，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。

这也不禁让人思考，被告人的量刑，尤其是对交通肇事犯罪这样的轻刑的被告人量刑，主要考虑的，应是罪刑是否相适应、是否有利于教育和引导，但此时盲目取决被害人的态度，这不仅背弃了这一理念，也无异于将裁量权交到了受害方手上，打破了法律的平衡。

开庭时，辩护人提出，被告人系自首，认罪态度较好，有悔罪表现，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，得到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，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。

最终，法院采纳了辩护人观点，认定陈某构成交通肇事罪。但陈某存在自首情节，有悔罪表现并且已经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。判处一年有期徒刑，并缓刑一年。

诚然，我们的工作使得当事人免于牢狱之灾，但真正做到避免牢狱之灾，还需要发挥法律的引导作用，提高民众规则意识，遵守行业规范和交通规则，以求从根本上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。